佛源老和尚回忆在南华寺21年劳改经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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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：2015-02-20 07:5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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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八年云门寺传戒，我被划成右派，不能再回云门寺，放在南华寺劳动改造。当时云门寺是一心的徒弟雪珍作造反派，把德修师也集中到南华寺改造。云门寺方丈楼老人在时，留有一对小花盅，是在重庆做法会时蒋介石送的，想留下作纪念。还有两只玉器盘碟，据说是南汉时传家宝，我离开时都被人拿走了。雪珍多次逼我，说我房内有黄金，但那时只有命一条，由他们批斗。雪珍是长沙人，一心是云南人，一心在国民党当过兵，后来在湖南出家，故雪珍拜他为师，两人来云门寺住。政府不会用一心这样的，但雪珍因是穷人出身，斗人非常积极，据说云门寺挖出的金银他也得了些，不知究竟怎样，反正他当权了，可以为所欲为。那时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尼姑，据说是别人的小老婆，比雪珍大十岁左右，雪珍与她结婚后，同到茂名当工人去了。在文革中他又当造反派，连解放军都敢斗，所以云门寺被他糟蹋得一败涂地。经过文化革命，云门寺只留下徧印、光尧、宽宏三人，田地山林全部被侵占，经书佛像更全遭毁坏，真是一场浩劫。
我与本焕和尚五八年在武汉学习，他在五台山时做过当家，招待过日本人。那时共产党在五台山打游击，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残杀，故本焕被认为是反革命。回到韶关，在大鉴寺开会，当即被逮捕。后来在黎市监狱判刑十五年。我被放在南华寺由志真、得众管制改造，每天搞重体力劳动。
五八年全国开始过粮食关，一片饥荒，每人一月十八斤粮，半斤油。南华寺积有粮食，就是不准多吃，大家肚子都很饿。我们一天到晚搞劳动，犁田、耕田、挑粪，有时还要开夜工，肚子饿得更厉害。寺内有位宽妙老尼师，在大殿作香灯，总是把她自己的粮食省些给我吃。
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。北京佛学院搞得更激烈，有的学僧写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报，一时乌云黑雨，铺天盖地，比十级台风还凶。老和尚的名声由高僧变成了狗屎堆，而我们这些人是狗屎堆里蛆一样，哪有放过的。所以，除强迫劳动外，经常要挨斗，要写坦白书、交心书、悔过书、检举书等，但我是最顽固派的。
到了三月底，早茬禾秧快栽完了，一天我正使牛耙田，有人叫我回去，说法院的同志找我。法院的人见到我，就拿出一张逮捕证，要我盖指印，说我有罪，要逮捕去坐牢。那时哪里由得我，他们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证上盖了指印，手一扣就把我带走了。当时我一身泥水，到南华寺藏经楼拿了一套换洗衣服就到了马坝派出所。当天睡在地上，次日开始拉肚子，就送到韶关韩家山看守所，住在一间监房内。监房上下通铺，一人挨一人睡，睡了十多人。房内有一小便桶，每日放风一次，大家上厕所大便，不许讲话。收完风回到房里糊火柴盒，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，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饭吃，每日两顿，据说每顿是二两米，根本吃不饱，人一走动就头昏眼花。
那时正是过粮食关，我们这些监牢鬼子哪有吃饱的，但又有什麽好说的呢？除了糊火柴盒外，还要写坦白书，有的犯人还经常被提出去问话。但我这个犯人到底犯了什麽法呢？说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，到五台山是了解情况，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，是过剥削生活，是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阶级，是寺院内的上层剥削分子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。所以要改造，只有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接受改造，否则死路一条。
就这样，不久我又从韩家山转到芙蓉山搞劳动，每天挑沙担砖运石，修劳教场。有时到五里亭扛竹子，有一段时间两脚脚后跟不能落地，一落地脚根钻胸的痛，走路也得两个人挟着走，否则寸步难行。但是什麽痛呢？两脚不红不肿，与好人无二，所以别人说是装病，是偷懒，认为不老实，不想劳动改造。真是苦上加苦，苦不堪言，不知是什麽业力造成的。
那时候罗居士常来探监，但见不到人。老居士在广州，知我肚子饿，买了芝麻、黄豆、糯米、白糖等做成饼，送到韶关刘宽培家，请刘宽培老居士送到监狱。刘居士有女儿是法院陪审的干部，她反对刘居士来看我，刘居士说：“佛源是个好和尚，怕什麽？谁敢抓我，我就去坐牢，与佛源和尚住在一处。”这样，她的女儿也不再反对她来送东西看我。
六一年中秋后，看守把我叫去讲话，说政府对我宽大，释放回南华寺，但以后再不要搞封建剥削。看守所为我雇了一辆人力车，连人带行李送到火车站后面的刘宽培家。那时我已像活鬼，骨瘦如柴，路都走不稳。刘宽培见我释放了，很欢喜，拿出月饼给我吃。次日回到南华寺，一进禅关，见到宝林山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又回南华寺，是六祖大师保佑我不死而归，真是第二次生命啊！
回到南华寺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仍需受群众的监督改造，不管身体怎麽样，轻劳动还是要干的。过年前，全寺搞清洁卫生，那时我已得了水肿病，两腿肿如水桶，行路无力。搞卫生时，用人字梯架在韦驮殿，我先上去，梯子两边一摆，便像木头一样直落下去。由于身体水肿，我那时又重又笨，两脚直立落地，右脚踝骨内骨折开，痛如刀割，在地上打滚。因未破皮，未流血，外表看不出来，真是雪上加霜，祸不单行。常住就用牛车把我拉到马坝卫生院看骨伤科，谁知医生粗心，只用酒擦了擦，抓住脚摇了几下，便在脚上敷了点药了事。结果几天后仍然痛得难受，半个多月仍不见好，便到韶关大鉴寺住下。
上后街找一位跌打医生医。那时何慕珠小姐在那里学骨伤科，她的舅父莫国雄，是韶关旧社会时的政界要人，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会温暖的人。那位黄医生见我骨折已二十多天，裂开的骨头已长上新肉，要开刀，不然始终医不好，医好了在阴雨天也要发痛的。乳源县的江桥居士知道了，把我偷偷接到乳源来医。江桥是泥水工，云门修祖殿时皈依我的，我在芙蓉山劳改时，他也遭迫害在劳改，所以他心里很不平。以后他在家找草药医跌打，但他家来往的人多，怕人认识我，就让我寄住在袁居士家。袁居士是地主成分，虽是老中医，却无人找他看病，所以他家很清静，我住在楼上，根本无人知道。大约住了半个月，我每天诵《地藏经》和《地藏忏》，很快就读熟了。从此我每天背诵一遍，直到现在从未断过。但脚没有医好，不过勉强可以走得了，于是就回南华寺，照样参加劳动。一年到头，风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劳动。
当时我和庆云师放牛，他比我大二十岁，出家早，家里穷，是新化人。新化是湖南的穷山区，以包谷红薯为主食，农村多土匪。他小时候家贫无生活，曾给土匪背包袱，运动中他“交心”时主动交待了，结果认为他当过土匪，就被戴上右派帽子，放在南华寺改造放牛，有时就在房内诵《涅槃经》，很是守规矩，袋子里常放些糖果饼干与人接缘。但他也有一个错误的感觉，说是出家很孤苦，好像无亲无故，无人照顾，尤其是没有女性为情侣，所以只有孤凄而没有温暖。有次我问他：“你老人家出家几十年，有何境界？”他说：“越老越觉孤凄，功夫不得深入。”后来他要求回新化老家，不知他结局如何？真是可怜，出家这几十年逃不出阎王的手。
每天放牛时，我身上总是带把刀，披荆斩棘，有时还带把锄头把草地弄好，牛难上的地方用锄头开开路，牛好上下，人也好走。宝林山顶牛场一带都有我和牛的足迹。收牛时不是带一捆柴，便是带一捆草回来给牛吃。把南华寺的牛养得特别肥，母牛每年都产小牛，所以南华寺每年都有牛出卖。牛仔长得好，个子大，个个喜欢。
农忙时，我是要参加田里犁耕，割禾插秧都少不了，晚上也要去果园值班守果子。那时南华寺有几亩蜜桔，几亩南华李。南华李上半年熟，蜜桔下半年熟。三十多亩水田，两亩甘蔗，几亩花生，生产搞得比农民的还好。所以，每年立秋后农活非常紧张。花生收了还要种晚稻，花生苗斩断，沤在田里做肥料。花生头挖了用牛车拉回南华寺，排在各个厅室，晚上大家都去捡，捡了过秤评工分，按工分计工资。
我于六一年由韩家山释放回南华寺，当年冬天摔坏了脚，六二年下半年便开始吐血，得了肺痨病。原因是长年忧愁，营养不良，劳动过度，造成肺穿孔出血，必须全休，并住院治疗。那时医生只看人，不看病，对我这个右派分子的病，只说不要紧，给点止血药便了事。那时给我看病的是马坝人民医院的胡医生，因为他是医院的医生，又有一点职务，不知何故也成了右派。给我看了病不敢说什麽，只是后来对南华寺的僧人说我的病很严重，需要住院云云。但我这个被专政的对象，哪有资格住院呢？依然是照样监督劳动。抽空时便到马坝或韶关肺结核防治站去医疗。
那时外出看病也得当天回来，到韶关几十里，步行是不行的，只好骑自行车去。但自行车很陈旧，有一次到韶关结核站看病，刚下自行车，车一歪，我就向右跌倒在医院门口，右手腕被跌断，手腕肿得很大，只好到厕所用自己的小便边拉边擦，但这有什麽用呢？看完病后，便到另一骨科医院去医手。医生看了便说：“你的手肿得很厉害”，随即用酒作按摩，敷药包扎。回到南华寺后，我大受批评，因为药费要报销，每月的药费，全寺僧人就我报得多。所以有人说我天天看病，怕死，吐血是常事，有什麽了不起。但又有谁能帮我说话呢？只有逆来顺受了。俗话说“敢怒不敢言”，那时我敢怒，能怒吗？只能作检查，认错，每天照常劳动。
罗老居士听说我吐血，偷偷地买些进口针药给我，不敢让人知道，只好自己注射，把自己的肉都打死了，有时针扎不进去。“雷米丰”是肺结核的特效口服药，但服用多了会耳聋，同时要服用B6等维生素，在当时难买到，所以引起牙痛，最后变成三叉神经中毒发痛，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痛了几年后，一次我随我满弟到上海，他的外母家有一位专给外国人医病的医生诊病时，才知道是中毒性三叉神经痛，但为时已晚，难以治愈。这个苦痛，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难过，虽经针炙、理疗、激光、酒精封闭等，都不能解决问题，主要是不能休息。一年到头，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劳动，而且是重劳动，所以不论打针吃药，效果都不行。有时牙痛得很厉害，医生要我把整个牙拔掉，我知道是三叉神经的问题，拔牙并不能解决，所以又到专业牙科去查诊。牙医说不拔，牙是好的，但痛厉害了，就不能出气，不能走路，用激光照也没用。八0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作割除手术，两年后又发痛。后来在广州工人医院作射频疗法，一次性切断电死，一时虽不再痛，但脑部相关部位已被电死，眼神经也被割坏，整天发胀，如有物在钻一样难过。电过的右边不能吃饭，只能由左边吃。
过了两年，左边又渐发病，只好到香港去医疗。香港医生用德国药，叫痛必灵，内有麻醉药，吃了想睡觉。时间一长，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，两手发抖，头昏脚软，小便频频，好像整个神经系统都被破坏了。可是三叉神经痛又渐渐发作，有时痛得口流清水，眼泪鼻涕也出来了，打止痛药也无效。直到九三年为香港宝莲寺大佛开光时，正好在香港医疗。这次是菩萨加持，得到了愿炯法师大力帮助，住了伊丽莎白医院里最好的房间，医生是最有名的教授，建议开刀切除。当时许多医生都不敢切除，认为有危险，切除之后会口眼歪斜，眼睛失明等等。经过会诊，医生们作出了适当的方案，後来作手术，效果很好。只是影响到右边的眼神经更加胀痛，面神经全部失去了知觉，增加了麻痒，但其它很成功。医生很满意，并减收了一半的费用，目前痛苦已除，只是不能咀嚼，吃饭困难，营养失调，产生了其它不良现象，好像是未老先衰一般。
我去南华寺是五八年二月，被逮捕是四月，释放回南华是六一年八月，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，七九年才被平反昭雪，恢复正常。但那时左倾思想和路线仍很严重。平反后我要求去北京工作，他们种种刁难威胁，我仍毅然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，他们又打电话到国务院去查我，问赵朴初知不知道。谁知赵朴初答复他们说：“是我同意去的”。他们只能眼睁睁的无可奈何了。
那时北京正准备迎接鉴真像从日本回中国巡礼，中央准备在法源寺隆重接待供养，我被安排在法源寺搞接待工作。接待圆满后，要我管理文物，兼任佛学院讲师。那时明真上人在佛学院负责，巨赞法师、正果法师住广济寺，只有明真上人住法源寺。他的生活由我代理，我每天早上四点钟用高压锅弄上饭，便去上早殿，下殿后服侍明老用早餐，很自在。奈何三叉神经作痛，经长期服中药，又引起胃痛，结果还引起胃出血，到回民医院作切除手术。先是到宣武区作三叉神经切除手术，先后两年，作了两次手术，身体受到影响，到冬天受不了北京的寒冷，便回到广东休息。
我在南华寺二十一个春秋，下地耕田，上山砍柴，倒死树、上房翻瓦片、修粪池、打灶头、开拖拉机、拉耙、耕田、看山守夜，前至乌龟洞，黄屋中兴村，后至饶屋杨屋，没有不到的地方，每个山头山坳都有我的足迹，每一块地都有我的汗水，甚至流过血。真有无上的因缘，甚深的业力。那段时间，真有说不完，写不尽的事。那时的路线是不离阶级斗争的，搞生产也要搞阶级斗争，所谓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嘛。（来源于水煮百年）
我与本焕和尚五八年在武汉学习，他在五台山时做过当家，招待过日本人。那时共产党在五台山打游击，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残杀，故本焕被认为是反革命。回到韶关，在大鉴寺开会，当即被逮捕。后来在黎市监狱判刑十五年。我被放在南华寺由志真、得众管制改造，每天搞重体力劳动。
五八年全国开始过粮食关，一片饥荒，每人一月十八斤粮，半斤油。南华寺积有粮食，就是不准多吃，大家肚子都很饿。我们一天到晚搞劳动，犁田、耕田、挑粪，有时还要开夜工，肚子饿得更厉害。寺内有位宽妙老尼师，在大殿作香灯，总是把她自己的粮食省些给我吃。
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。北京佛学院搞得更激烈，有的学僧写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报，一时乌云黑雨，铺天盖地，比十级台风还凶。老和尚的名声由高僧变成了狗屎堆，而我们这些人是狗屎堆里蛆一样，哪有放过的。所以，除强迫劳动外，经常要挨斗，要写坦白书、交心书、悔过书、检举书等，但我是最顽固派的。
到了三月底，早茬禾秧快栽完了，一天我正使牛耙田，有人叫我回去，说法院的同志找我。法院的人见到我，就拿出一张逮捕证，要我盖指印，说我有罪，要逮捕去坐牢。那时哪里由得我，他们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证上盖了指印，手一扣就把我带走了。当时我一身泥水，到南华寺藏经楼拿了一套换洗衣服就到了马坝派出所。当天睡在地上，次日开始拉肚子，就送到韶关韩家山看守所，住在一间监房内。监房上下通铺，一人挨一人睡，睡了十多人。房内有一小便桶，每日放风一次，大家上厕所大便，不许讲话。收完风回到房里糊火柴盒，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，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饭吃，每日两顿，据说每顿是二两米，根本吃不饱，人一走动就头昏眼花。
那时正是过粮食关，我们这些监牢鬼子哪有吃饱的，但又有什麽好说的呢？除了糊火柴盒外，还要写坦白书，有的犯人还经常被提出去问话。但我这个犯人到底犯了什麽法呢？说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，到五台山是了解情况，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，是过剥削生活，是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阶级，是寺院内的上层剥削分子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。所以要改造，只有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接受改造，否则死路一条。
就这样，不久我又从韩家山转到芙蓉山搞劳动，每天挑沙担砖运石，修劳教场。有时到五里亭扛竹子，有一段时间两脚脚后跟不能落地，一落地脚根钻胸的痛，走路也得两个人挟着走，否则寸步难行。但是什麽痛呢？两脚不红不肿，与好人无二，所以别人说是装病，是偷懒，认为不老实，不想劳动改造。真是苦上加苦，苦不堪言，不知是什麽业力造成的。
那时候罗居士常来探监，但见不到人。老居士在广州，知我肚子饿，买了芝麻、黄豆、糯米、白糖等做成饼，送到韶关刘宽培家，请刘宽培老居士送到监狱。刘居士有女儿是法院陪审的干部，她反对刘居士来看我，刘居士说：“佛源是个好和尚，怕什麽？谁敢抓我，我就去坐牢，与佛源和尚住在一处。”这样，她的女儿也不再反对她来送东西看我。
六一年中秋后，看守把我叫去讲话，说政府对我宽大，释放回南华寺，但以后再不要搞封建剥削。看守所为我雇了一辆人力车，连人带行李送到火车站后面的刘宽培家。那时我已像活鬼，骨瘦如柴，路都走不稳。刘宽培见我释放了，很欢喜，拿出月饼给我吃。次日回到南华寺，一进禅关，见到宝林山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又回南华寺，是六祖大师保佑我不死而归，真是第二次生命啊！
回到南华寺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仍需受群众的监督改造，不管身体怎麽样，轻劳动还是要干的。过年前，全寺搞清洁卫生，那时我已得了水肿病，两腿肿如水桶，行路无力。搞卫生时，用人字梯架在韦驮殿，我先上去，梯子两边一摆，便像木头一样直落下去。由于身体水肿，我那时又重又笨，两脚直立落地，右脚踝骨内骨折开，痛如刀割，在地上打滚。因未破皮，未流血，外表看不出来，真是雪上加霜，祸不单行。常住就用牛车把我拉到马坝卫生院看骨伤科，谁知医生粗心，只用酒擦了擦，抓住脚摇了几下，便在脚上敷了点药了事。结果几天后仍然痛得难受，半个多月仍不见好，便到韶关大鉴寺住下。
上后街找一位跌打医生医。那时何慕珠小姐在那里学骨伤科，她的舅父莫国雄，是韶关旧社会时的政界要人，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会温暖的人。那位黄医生见我骨折已二十多天，裂开的骨头已长上新肉，要开刀，不然始终医不好，医好了在阴雨天也要发痛的。乳源县的江桥居士知道了，把我偷偷接到乳源来医。江桥是泥水工，云门修祖殿时皈依我的，我在芙蓉山劳改时，他也遭迫害在劳改，所以他心里很不平。以后他在家找草药医跌打，但他家来往的人多，怕人认识我，就让我寄住在袁居士家。袁居士是地主成分，虽是老中医，却无人找他看病，所以他家很清静，我住在楼上，根本无人知道。大约住了半个月，我每天诵《地藏经》和《地藏忏》，很快就读熟了。从此我每天背诵一遍，直到现在从未断过。但脚没有医好，不过勉强可以走得了，于是就回南华寺，照样参加劳动。一年到头，风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劳动。
当时我和庆云师放牛，他比我大二十岁，出家早，家里穷，是新化人。新化是湖南的穷山区，以包谷红薯为主食，农村多土匪。他小时候家贫无生活，曾给土匪背包袱，运动中他“交心”时主动交待了，结果认为他当过土匪，就被戴上右派帽子，放在南华寺改造放牛，有时就在房内诵《涅槃经》，很是守规矩，袋子里常放些糖果饼干与人接缘。但他也有一个错误的感觉，说是出家很孤苦，好像无亲无故，无人照顾，尤其是没有女性为情侣，所以只有孤凄而没有温暖。有次我问他：“你老人家出家几十年，有何境界？”他说：“越老越觉孤凄，功夫不得深入。”后来他要求回新化老家，不知他结局如何？真是可怜，出家这几十年逃不出阎王的手。
每天放牛时，我身上总是带把刀，披荆斩棘，有时还带把锄头把草地弄好，牛难上的地方用锄头开开路，牛好上下，人也好走。宝林山顶牛场一带都有我和牛的足迹。收牛时不是带一捆柴，便是带一捆草回来给牛吃。把南华寺的牛养得特别肥，母牛每年都产小牛，所以南华寺每年都有牛出卖。牛仔长得好，个子大，个个喜欢。
农忙时，我是要参加田里犁耕，割禾插秧都少不了，晚上也要去果园值班守果子。那时南华寺有几亩蜜桔，几亩南华李。南华李上半年熟，蜜桔下半年熟。三十多亩水田，两亩甘蔗，几亩花生，生产搞得比农民的还好。所以，每年立秋后农活非常紧张。花生收了还要种晚稻，花生苗斩断，沤在田里做肥料。花生头挖了用牛车拉回南华寺，排在各个厅室，晚上大家都去捡，捡了过秤评工分，按工分计工资。
我于六一年由韩家山释放回南华寺，当年冬天摔坏了脚，六二年下半年便开始吐血，得了肺痨病。原因是长年忧愁，营养不良，劳动过度，造成肺穿孔出血，必须全休，并住院治疗。那时医生只看人，不看病，对我这个右派分子的病，只说不要紧，给点止血药便了事。那时给我看病的是马坝人民医院的胡医生，因为他是医院的医生，又有一点职务，不知何故也成了右派。给我看了病不敢说什麽，只是后来对南华寺的僧人说我的病很严重，需要住院云云。但我这个被专政的对象，哪有资格住院呢？依然是照样监督劳动。抽空时便到马坝或韶关肺结核防治站去医疗。
那时外出看病也得当天回来，到韶关几十里，步行是不行的，只好骑自行车去。但自行车很陈旧，有一次到韶关结核站看病，刚下自行车，车一歪，我就向右跌倒在医院门口，右手腕被跌断，手腕肿得很大，只好到厕所用自己的小便边拉边擦，但这有什麽用呢？看完病后，便到另一骨科医院去医手。医生看了便说：“你的手肿得很厉害”，随即用酒作按摩，敷药包扎。回到南华寺后，我大受批评，因为药费要报销，每月的药费，全寺僧人就我报得多。所以有人说我天天看病，怕死，吐血是常事，有什麽了不起。但又有谁能帮我说话呢？只有逆来顺受了。俗话说“敢怒不敢言”，那时我敢怒，能怒吗？只能作检查，认错，每天照常劳动。
罗老居士听说我吐血，偷偷地买些进口针药给我，不敢让人知道，只好自己注射，把自己的肉都打死了，有时针扎不进去。“雷米丰”是肺结核的特效口服药，但服用多了会耳聋，同时要服用B6等维生素，在当时难买到，所以引起牙痛，最后变成三叉神经中毒发痛，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痛了几年后，一次我随我满弟到上海，他的外母家有一位专给外国人医病的医生诊病时，才知道是中毒性三叉神经痛，但为时已晚，难以治愈。这个苦痛，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难过，虽经针炙、理疗、激光、酒精封闭等，都不能解决问题，主要是不能休息。一年到头，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劳动，而且是重劳动，所以不论打针吃药，效果都不行。有时牙痛得很厉害，医生要我把整个牙拔掉，我知道是三叉神经的问题，拔牙并不能解决，所以又到专业牙科去查诊。牙医说不拔，牙是好的，但痛厉害了，就不能出气，不能走路，用激光照也没用。八0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作割除手术，两年后又发痛。后来在广州工人医院作射频疗法，一次性切断电死，一时虽不再痛，但脑部相关部位已被电死，眼神经也被割坏，整天发胀，如有物在钻一样难过。电过的右边不能吃饭，只能由左边吃。
过了两年，左边又渐发病，只好到香港去医疗。香港医生用德国药，叫痛必灵，内有麻醉药，吃了想睡觉。时间一长，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，两手发抖，头昏脚软，小便频频，好像整个神经系统都被破坏了。可是三叉神经痛又渐渐发作，有时痛得口流清水，眼泪鼻涕也出来了，打止痛药也无效。直到九三年为香港宝莲寺大佛开光时，正好在香港医疗。这次是菩萨加持，得到了愿炯法师大力帮助，住了伊丽莎白医院里最好的房间，医生是最有名的教授，建议开刀切除。当时许多医生都不敢切除，认为有危险，切除之后会口眼歪斜，眼睛失明等等。经过会诊，医生们作出了适当的方案，後来作手术，效果很好。只是影响到右边的眼神经更加胀痛，面神经全部失去了知觉，增加了麻痒，但其它很成功。医生很满意，并减收了一半的费用，目前痛苦已除，只是不能咀嚼，吃饭困难，营养失调，产生了其它不良现象，好像是未老先衰一般。
我去南华寺是五八年二月，被逮捕是四月，释放回南华是六一年八月，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，七九年才被平反昭雪，恢复正常。但那时左倾思想和路线仍很严重。平反后我要求去北京工作，他们种种刁难威胁，我仍毅然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，他们又打电话到国务院去查我，问赵朴初知不知道。谁知赵朴初答复他们说：“是我同意去的”。他们只能眼睁睁的无可奈何了。
那时北京正准备迎接鉴真像从日本回中国巡礼，中央准备在法源寺隆重接待供养，我被安排在法源寺搞接待工作。接待圆满后，要我管理文物，兼任佛学院讲师。那时明真上人在佛学院负责，巨赞法师、正果法师住广济寺，只有明真上人住法源寺。他的生活由我代理，我每天早上四点钟用高压锅弄上饭，便去上早殿，下殿后服侍明老用早餐，很自在。奈何三叉神经作痛，经长期服中药，又引起胃痛，结果还引起胃出血，到回民医院作切除手术。先是到宣武区作三叉神经切除手术，先后两年，作了两次手术，身体受到影响，到冬天受不了北京的寒冷，便回到广东休息。
我在南华寺二十一个春秋，下地耕田，上山砍柴，倒死树、上房翻瓦片、修粪池、打灶头、开拖拉机、拉耙、耕田、看山守夜，前至乌龟洞，黄屋中兴村，后至饶屋杨屋，没有不到的地方，每个山头山坳都有我的足迹，每一块地都有我的汗水，甚至流过血。真有无上的因缘，甚深的业力。那段时间，真有说不完，写不尽的事。那时的路线是不离阶级斗争的，搞生产也要搞阶级斗争，所谓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无穷嘛。（来源于水煮百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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